高考“准备”

　　1977年7月，我高中毕业。我因是家中的满崽，兄弟姐妹五人中长我的四人均已在“广阔天地”，幸而留城，没有像绝大多数同学那样成为“知识青年”。

　　得知恢复高考消息时，我正在一家烟草仓库做临时工，每天的工作就是装卸、码堆、翻仓，每天可赚1.7元。当时，我并不觉得高考与我有什么关系，每天面对的仍是那百多斤的烟包和那足以让很多人心动的每天1.7元（大约相当于22级干部的工资）。

　　一天，路遇一初中同学问我高考复习了吗，我说没有。他告诉我他父亲单位上有二位老大学生正在为单位子弟进行集体辅导，问我参不参加。我回家问了母亲，母亲说当然要参加。于是我在高考前一个月加入了这个只有四五个人的完全免费的“高考冲刺班”。

“我要读书”

　　心中有话向党说，这是当年高考的作文题。依稀记得我作文的第一段是这样写的：“当我走进教室，当告别学生时代后再一次走进教室，我心中有话向党说：‘我要读书！’”。

　　1968年我该上一年级，尽管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我已认识了我那年纪不该认识的许多汉字，在与姐兄的算二十四的扑克游戏中学会了加减法，但城里没有一家学校愿意招收我。因为，我的父母属于走资派（父亲当时已被迫害致死），我就是当然的“混蛋”了。

　　1969年，我随母亲下放到边远山区，生产大队的小学成了我的“发蒙”地，我直接上了二年级。我在这所四壁透风的复式教学的学校（只有二间教室），没有被老师和贫下中农子弟歧视，第一期就成了学习委员。在母亲无数次“你只有好好读书”的叮咛中，学习委员成了我中小学时代中担任过最多的职务。

　　“九一三”事件后，母亲的处境略有好转，我们回到了原来生活的城市。尽管我仍在“好好学习”，以免伤母亲的心。但我姐兄们在“广阔天地”的境遇并没有让我看到读书的前途，他们都曾“好好学习”，但从“黑帮子弟”到“可教育好的子女”的身份使他们只能从事“修理地球”这一“天天向上”的“伟大事业”。

　　当我在考场写下“我心中有话向党说‘我要读书’”时，我不敢说当时有多少真情实感，但自小学开始我就知道上学对我来说几乎是一种奢望（政治上的奢望）。

奢望成真

　　走出考场，我又到了一家汽车配件仓库做临时工，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张录取通知书。我成了当年27万中的一员，而且是应届毕业生。在这场空前绝后的“科举”中，我有幸“中”了，而且是“幸运儿”中的“幸运儿”。

　　回想起来，当时没有任何可资参考的复习资料，也不知道高考志愿该怎样填报，稀里糊涂地填了三个志愿加上“愿意服从分配”，甚至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我考了多少分，幸运的我就被“分配”录取了。

　　我一高中同学也参加了这次高考，据他说成绩已超过录取线，但他在填表时为了表达对组织的忠诚老实，在主要社会关系中填写了解放初期被镇压的外公（抗日战争时是国军的副师长，后还乡成了“恶霸地主”或“历史反革命”），他落榜了。回想起来，我这“革命干部”（如上溯祖辈通常出身有问题）家庭出身的，如也将祖父、外祖父填入主要社会关系，恐怕幸运之神就会擦肩而过了。

感恩之心

　　母亲是我第一要感恩戴德的人，如果没有她“好好读书”的叮咛，没有她在极度困苦的年代执着地供我上学，我不可能在读书无用的大环境下还比较认真地读了些书。

　　乡村学校接收了我，使我进入了学校的大门，老师让我担任学习委员，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学习好也能得到尊重，我终身不忘这所学校，这所学校叫桥头小学，老师姓李，是一位年轻的乡村女老师。

　　在中小学教过我的所有老师（除个别的“极左”者外），他们都是有教无类的实践者，是他们让我坚持到了高中毕业，我对在他们及“高考冲刺班”的二位老师充满感激。

　　邓小平的丰功伟绩自有历史评说，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对于77级的我来说，对他包括恢复高考在内的许多善举，当感铭心切。

第二次高考——我是考生的父亲

准备高考

　　2007年，我儿子高中毕业，6月将参加高考，现正与所有考生一样做高考准备。高考“准备”和准备高考对我来说有完全不同的意义。高考“准备”已如前述，而准备高考，确切地说为儿子准备高考，我用了十七年（如果从胎教开始，应该是十八年）。

　　从幼儿园到高中我和夫人总是尽可能为儿子选择最好的（这是必要的准备），但儿子的成绩并不总是让我们满意，尤其是我夫人对有点聪明的儿子抱有很高的期望。

　　儿子上小学时，我在一次家长会上曾说过：小孩子就是要玩，在玩中学是最理想的状态，否则将失去童真、童趣、童心。结果受到了所有家长的白眼。从此我不敢再“胡说八道”。但我还是尽量让儿子在宽松的家庭中接受学校教育之外的教育。由于对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教育是不可重复的，所以，我无法判断我的这种教育方式是否正确。儿子这次高考的成果可能会成为夫人和他人判断的尺度，但我仍不会以这次的成败来下结论。无论如何，起码我儿子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准备）。

　　我对孩子一出生就几乎注定要参加残酷的高考感觉不可思议，但理智却又让我不得不为儿子准备高考，这一准备期对中国父母来说太长、太残酷、太有风险了。

“压力”巨大

　　尽管我是高考制度的受益人，但我对中国的教育制度（包括高考制度）始终存疑。孩子们的压力之大，家长不一定清楚，而且这一阶段的孩子正处于逆反期，他们通常也不会与父母进行有效的沟通。由于我与儿子除血缘确定的父子关系外，尚能在一定程度上像朋友那样平等相处，我大致能知道他的压力所在：

　　一是家庭甚至家族的压力。望子成龙、光宗耀祖是中国家庭和家族的基本思维定式，孩子们稚嫩的肩头担负着重任，而在这一阶段判断他们是否担起了责任，就是高考的成败。

　　二是自尊心的压力。有自尊心当然好，但高考成了是否被人看得起的尺度实在有失水准，可是整个社会都如此偏执，孩子不可能不受影。何况中国人好面子的文化基因仍代代相传。

　　三是就业的压力。尽管孩子们还不太懂，但媒体上的报道、家长的絮叨，使孩子们认为只有考上名校才可能找到工作，才可能在社会立足。对于高中生来说，可选择的其他出口几乎不存在，因此，只好千军万马同过高考这一独木桥。

　　高考有六月考学生，七月考家长之说，其实何只是七月，很多家长从一开始就为孩子制定了各种学习计划，甚至其中一人放弃工作专职陪送、陪读、陪护。家长付出了心血、劳动当然指望有所回报（高考取得好成绩），但这肯定会给孩子造成压力，尤其是喜欢以此说事的家长。

　　我现在也很紧张，因为体制决定了孩子这一阶段的出路，但我只能自己消化这种情绪。我也关心儿子的学习和身体状态，但我不会为他安排计划，不会去为他制订食谱。高考那两天我也不会去接送他，我希望自己不会将压力传递给他。

　　据我观察，儿子“压力”巨大，但心态颇好。我感到欣慰。

不用感恩

　　很多孩子参加高考的动力和压力都来自父母，带着报父母养育之恩、满父母望子成龙之意参加高考不是我欣赏的态度。孩子有感恩之心固然可取，但如果这种心情是父母强加的则对孩子绝对无益。而现实的情况（尤其是独生子女家族）正是如此。

　　对父母是否有恩于子女本是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我个人的看法是，你可以对父母有真诚的感恩，但你不能要求你的子女非感恩于你。

　　孩子来到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并不取决他自己，父母生养、哺育、培养孩子更多的是自身的责任，而不是施恩。当孩子遭受苦难时，无论你有多难也应该自责；当孩子幸福时，你心安即可，不应有任何图报的念头。否则，孩子会有压力，你会感到痛苦。用现今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大家都不爽。

　　我希望我儿子高考结束后，能看到这段文字，无论他考试的结果怎样